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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
[爱国主义与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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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严峻考验。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冲在防疫一线的青年战疫者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青年的担当与责任,也赋予了爱国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本刊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爱国主义与中国青年的责任担当”这一主题开展对话,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更多青年关注,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与谈人

  程旺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 

  程猛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王田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主持人

  朱慧玲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意蕴:爱国主义的情感构成、内涵与传统

  主持人: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切实感受到的一种特殊情感。从哲学的高度深入分析:大家认为爱国主义具体包含哪些情感、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应该有哪些内涵?

  程旺:在我看来,所谓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山河大地、同胞骨肉、历史文化、前途命运等内容的热爱和关切。爱国主义精神是国民在不同国家之中认出“自己”、形成独特性的“我们”的价值源泉,构成属于我们自身的身份标识和族群归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源远流长,绵延至今。集体主义指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鲜明体现。

  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中华民族只有天下意识,没有国家观念,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左传》中就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主张,《孟子》中有“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报国、救国、强国、兴国的言论、事迹不乏其例,如“报国有长策”“报国寸心坚似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中华民族不仅具有明确、悠久的国家观念、爱国传统,还把这种爱国情感转化为一种道德责任、使命担当。

  王田: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爱国主义既是中华儿女恒久不变的价值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个人与国家命运与共的辩证关系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也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中被赋予了崭新内容,即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本质要求和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国际视野。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和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至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互相构成的辩证维度中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国家并非复数意义上原子式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以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为纽带的关系性存在;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是身处社会关系之中的公共性存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其生存生活发展的空间与社会性质和国家制度密切相关。不同于杰出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群众史观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正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命运与共的深刻关联和彻底的群众史观,才使得人们对国家疆域、主权、前途以及同胞始终负有责任与使命。

  程猛:爱国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历史地看,爱国情感会因应时代变迁而指向不同客体、表现出不同特征,但我们不能由此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承在新时代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新时代爱国主义,是以中华民族的观念认同为支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内容,表现为爱国主义与爱党的一致性、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性。新时代爱国主义作为内在的维系力量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爱国主义精神构筑起民族的脊梁”,要“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主持人:从传统上来看,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构成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精髓之一,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源泉和动力。在抗击疫情中,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引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精神力量。那么,爱国主义精神在本次抗击疫情中的现实基础及作用机制体现在哪些方面?

  程旺:经常会有人问:爱国需要理由吗?我们可以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自发朴素的自然情感,是在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中自然予以达成的,不需要特别强调什么理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且不说此一情感维度本身也正是一种强有力的“理由”,我们还应该思考这种自发的情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情感并不是非理性的代名词,也有其相应的形成机制。朴素、自发的特点之外,爱国情感还是理性思考和价值认同的结果。《纲要》指出:“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在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支撑下,爱国主义精神经由自我确证,在自我与共同体、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中得到映照、互成,并已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建立自身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使命感的源头活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族人民踊跃投身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不畏艰险、真情奉献,使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正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和证明。

  程猛: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健康方面尤其如此。一种清醒的爱国主义,应当能够理性地看待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样态和情感模式,关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纲要》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尊重各国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说到底,爱国主义不应是狭隘的,而应是开放的。

  行动:战疫中爱国主义书写的现实逻辑

  主持人:在这场战疫当中,爱国主义精神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得以表现,大家如何看待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种种壮举及其与爱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程旺:这次战疫中的种种壮举,正是爱国主义在新时代的鲜明体现。正是本着爱国主义的担当,我们才能在抗击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和衷共济、众志成城、信心坚定、共克时艰。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广大医务人员、党员干部、志愿者和各界群众大美“逆行”,义无反顾冲到疫情防控最前线,充分彰显了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的精诚团结和凝心聚力,赋予了爱国主义丰富的实践内涵。

  王田:的确,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引领的抗疫实践,体现了以下三种必然的现实逻辑:

  一是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互相构成的共生样态,树牢了爱国主义的生成根基。疫情防控工作既艰巨又复杂,但无论是前线奋战、后勤保障、指挥调度还是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都能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包括积极配合基层组织做好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疫情排查、人员隔离、秩序维护等的群众在内,全国人民都为防控疫情作出了贡献。深受中华文化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熏陶,面对危难,不会仅关注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要,而且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二是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巩固了爱国主义的观念认知。面对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健康部门和疾控机构到一线医护工作者,总体部署、全面动员;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和力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研判形势,借助互联网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民众关切的热点问题等,这些都是在抗疫中取得社会信赖、巩固爱国主义观念认知的重要因素。

  三是倡议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与守望相助、深化合作的国际道义,映照出爱国主义的开放胸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这次抗疫实践中,中国一方面加强国家间互学互鉴、吸收先进经验,始终把切实维护好14亿多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关切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卫生安全,不仅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团结协作,而且积极作为、支援全球抗疫,展现着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道义与担当。

  主持人:这次战疫,是一个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实践载体。结合抗疫实践,我们应该如何将爱国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程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大考也可以是大机遇,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之所以总是能历经磨难而砥砺奋进,发现危中之机,与爱国主义精神支撑下的知行合一是分不开的。《纲要》明确提出:“倡导知行合一,推动爱国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首先要做到明晰事理,将对国家发展和个人命运关系的认识建立在相应的真知、正见基础上。以明理、真知促进对祖国情感的澄明,使之从自发到理性并成为相关行动的动力;其次,在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中树立自己的远大志向,这一志向的坚定性与内在的意志力相通,为奋斗实践提供坚实保障;再次,在日常生活、本职工作中,不断积累、习行爱国举动,积习既久,可以涵养更为自信的爱国行动;最后,应特别明确和重视自觉认同的重要性。新时代爱国行动更应是自觉化育的责任担当。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价值观第一个就是“爱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践行的基础在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强调的正是从自觉认同出发的价值观建构。这次战疫中涌现出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逆行者”,各行各业的职业精神或有不同,但在国家需求、社会面临灾难面前,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惧风险、迎难而上,其背后所蕴含的无疑均是源于自觉认同的一种抉择和担当。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倡导的“修齐治平”价值理念,作为传统爱国情感的独特追求,其首先明确的“明明德于天下”总体价值原则,以及“格致诚正”“修身为本”实践工夫,对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知行合一,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王田:的确,在实践和行动中涵养良好心态,不仅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在成就面前沾沾自喜的盲目自大,还需要清醒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影响,科学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尊重法律法规、科学事实、公共利益,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理性分析。最重要的是,要高度信赖党和政府处理重大事件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个人发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教育: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提出“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这一重要表述引发社会热烈反响和积极讨论。爱国不仅是人的自然情感,更是公民对祖国的应尽义务。那么,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在公共领域和教育教学中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程猛:《纲要》指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这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学校教育中,需要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教育教学,注重教师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在讨论和争辩中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教育也需要在师生的共同行动中凝聚共识。比如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促成各类爱国行动,既可以是师生自发的行为,也可以是学校或者教师提供的机会和平台。

  相比于教育灌输,“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更容易被接受,也更能够起作用。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社会实践的那一面,为公民化爱国情感为行动以及参与相关讨论提供平台,在论辩中激浊扬清,凝聚共识。

  王田:针对互联网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非实体化特征,建议以教育基地、仪式礼仪、重大节日和纪念活动为主渠道,辅以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依托,适度鼓励自组织模式,使组织成员以爱国主义为导向实现自行聚合。适当利用新媒体平台和热门应用程序,合理采用新潮话语符号,更大限度吸引青年群体和互联网用户,实现多渠道多方位地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体。例如近期网络上常出现的“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种花家”的谐音表达和近代史题材爱国内容动漫化的一些初步尝试,都在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容易出现跟风的非理智现象和受众的局限性,非实体化教育载体应该被规范在合理范围之内。

  程旺: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公民而言,首先要端正历史观,增强历史思维能力,对祖国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充分了解,对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充分认识;其次要培养大局观,善于在时代大势、国家大局下进行思考,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确定立场;最后要明确角色观,每一位公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分子,要挺立起自身的角色,以积极的心态和实际行动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作为时代新人的青年人,更应明确青年的责任与使命,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同时还要练就过硬本领,关键时刻立得起、顶得住。青年学子在现阶段踏实完成学业,培养好扎实技能,就是在迈出爱国行动的第一步。

  爱国是对祖国的应尽义务,“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我们应该看到,在对国家的尽职尽责中,个体自身主体性也得以展开,报效国家与自我成就在价值指向上可以具有同一性。从这个角度,才能较好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可以成为“硬核力量”,因为这正是每一个个体主体认同、自由抉择的结果,是“心坚似铁”、共同汇聚的伟大合力。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0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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