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生成历史主动成为可能；还超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主体的抽象化理解与旧唯物主义对历史主体的机械化阐释，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解决了人类思想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实践活动主体、历史主体和历史动力等问题，积极调动了历史主体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决定》作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充分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史观意蕴。

通过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实现对“历史之谜”的科学解释，澄清了历史主体、历史动力等长期在人类思想史上晦暗不明的重大问题。在关于历史主体和历史动力等问题上，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这些错误历史观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来说，站在历史舞台前的权贵人物是主导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事物质生产劳作的普通民众被前者所支配，一般的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甚重要的作用。“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历史观方面所看到的主体性只是少数人的主体性，大人物的主体性，权力者的主体性，思想家理论家的主体性。”^[11]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及其追随者建基于“自我意识”的英雄史观，以及以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为代表的关于“人和历史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证明真理达至“自我意识”的观点，进而指出：“相反，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历史达到的结果是，最复杂的真理最终是不言而喻的，一切真理的总和，即人，最终是不言而喻的。”^[12]历史是由于人的存在才得以存在，而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进行着生存性实践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以实践的观点理解历史，历史的主体也就是实践的主体并非权势滔天的大人物，而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普通人民群众，他们在物质生产的劳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身所处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3]那么，群众作为历史真正的主体又何以不同于作为“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具体化或拟人化形态的英雄及精英人物？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构成了群众及其队伍，而“现实的人”从现实性上来说，其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群众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下从事着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少数社会精英或英雄人物及其历史作用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不借助于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号召便无法对历史本身产生实质性影响。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原理，不仅澄清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而且指明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历史根本动力，为共产党人推动从事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进步提供了主体依据和动力依据。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和运用了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将其作为党和国家全部事业的起点与归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不仅是对共产党人理论原则的坚持和运用，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及其经验，尤其是对自身坚持和运用群众史观的历史和经验的理论认识与把握。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从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群众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战略策略和行动步骤的指导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将群众史观用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行动之中，明确强调“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使“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而工作”，将使我们的事业“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4]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斗争中所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宗旨意识，“先做人民学生，再做人民的老师”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等，被贯彻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置于最优先位置，克服了改革与发展中的重重阻力，依靠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主体性力量，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国奇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15]高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并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和逻辑归宿。

在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布展与历史进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史观，调动和激活群众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能动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旨逻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生活和头脑中持续变化的新问题、新期待和新情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全方位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改革的动力又源自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逻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群众都是物质生产者，是使社会存在和运转的关键力量，而在矛盾无法解决的政治变革时期，群众又是变革社会的主力军。”^[16]《决定》也明确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17]其中蕴含着双重的考量：一方面，中国改革不会终止的必然逻辑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与科学技术发展态势的顺应，其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改革永不停歇的动能在于，回应人民群众不断更新的期待与需要，而这又不能不依赖于对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激发与增强。“回应人民动态需求—深化改革—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也不断产生。”^[18]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问题，这对坚持科学理论指导、集中全社会的实践智慧、推动改革的持续深化提出了历史新要求。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群众史观为指导原则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充分认可，是对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多样性期待的积极回应。基于这一基本点，应当进一步全面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丰裕度；进一步全面深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和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满意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富有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民生制度体系改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提升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幸福度；进一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完善和贯彻落实“两山理念”体制机制中提升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环境的宜居度，并“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成效。^[19]体制改革是在保障社会基本制度不动摇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调整社会关系、激活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以回应人民群众的全方位新期待。抓住“体制”问题进行改革创新，构成中国共产党以群众史观为基本遵循，进一步改变“劳动者与作为国家主人地位不相称的情况”，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对经济发展成果的贡献程度”，^[20]渐进实现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唯物史观将历史理解为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强调社会有机体内在结构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以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认识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历史。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对中国社会有机系统性的理解而展开系统性、针对性的变革，这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秉持关于中国社会是由内在诸要素普遍联系、相互耦合的多个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系统的理解，深化了历史认识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对如何理解与认识社会历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释，由此建构出有机体理论或系统思想。在1867年为《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序言中，马克思批评否认经济社会形态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的观点，指出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始终处于变易状态中的动态发展的有机体，而非某种凝滞不变的实体。^[21]整个社会内部的诸多要素并非各自独立、彼此隔绝、毫不影响，而是彼此之间存在有机的关联性作用，处于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形式总有与其相关联的法律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它们是有机联系的社会要素，而绝非“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22]马克思指出的正是人类社会之根本性质的整体、有机和系统的特性。“因此，一切要素，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的需求、分配、消费、分工等等，不仅仅发生关系，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从属于社会的，从属于社会整体的生命运动的。”^[23]

对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的阐释，包含了对社会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承认以及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再生性和复杂性原则的理解。第一，社会要素的有机耦合关系决定了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关系的失调或缺位都将引起社会有机体的震荡，甚至产生破坏性影响。社会整体的发展或进步需要社会要素之间进行系统集成性的互动，在除旧布新中淘汰陈旧的社会因素、创造新鲜的社会要素，也就是在确保社会存在和发展之基本盘的条件下，将冗余的社会机体加以革除，并获得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要素。第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这意味着社会由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构成，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关系，而这种种关系又形成了社会有机体中的不同要素。无论何种社会要素都不具有自足性，而要依赖其他要素的配合，社会生产力也不例外。但归根结底，我们应注重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社会有机体存在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社会有机体与个体有机体之间存在基本类似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持续生长、日趋复杂的特性，以及社会有机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增长的特性。这样一些特性生成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原则、再生性原则与复杂性原则：总体性原则要求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应当从全面的视角展开；再生性原则强调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应当立足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复杂性原则表示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应当从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而非从单向度的决定论角度进行。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观察中国社会历史的思维方法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将社会作为一个由各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要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并诉诸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战略举措、政策策略等以完善和革新社会有机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提出，以对中国政治、妇女等方面的具体变革，来推动中国社会有机体整体发展；李大钊则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加以整体性、根本性变革，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总体性原则已然暗含其中，而李大钊关于以经济方面的改造引领社会其他方面变化，进而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革命的论述，则体现了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再生性原则与复杂性原则的把握和运用。“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24]表面构造从属于核心构造即经济，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彻底改造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革新。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有机体展开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25]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准确分析各种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以此获得对社会各要素之除旧布新的理解。“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构成，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并由此形成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力量。”^[26]这种内在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系统性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总体性逻辑。”^[27]在构想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运用系统观念和具体、历史的分析方法，即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方法，强调将中国社会视为历史连贯、前后统一的有机整体。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党的二十届三中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注重以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对中国社会有机体进行“体系”改革。《决定》强调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8]在设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决定》作出七个方面的具体部署，从原则、总目标到具体部署始终强调和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2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将中国社会视为由一个个子系统有机构成的整体，强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以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推动经济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系统及其“体系”建立、完善或建成。

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发展时，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有机性、经济性和“零”污染性、复杂性的特点，^[30]聚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将其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有机结合，使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互支撑，使城市规划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形成体系性格局，使经济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充分结合、互为支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系统规划予以充分展现。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发展时，基于“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特点，^[31]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制度体系建设，协调推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改革，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在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制度体系建设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系统集成与有机统一。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发展时，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协同更新，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和人才制度体系建设，在推动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创新中激活全体人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文明发展时，立足社会生态系统的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互相缠绕和持续变化的特征，^[32]以及民生建设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作为基本目标。在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发展时，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交互性和动态发展性,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健全生态制度体系，围绕“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中国社会有机体的改造不应仅仅关注其内在结构及其有机关系，社会有机体本身与其外部环境也处在动态联系之中。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强调聚焦关涉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将“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以及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联合作战体系”作为基本目标；基于“政党是政治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和“执政党是政治生态最重要的缔造者”^[33]的现实考量，聚焦关涉社会整体发展方向和政治生态系统建设的领导力量，致力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基本目标。总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由各个子系统间各要素有机结合且内在运作兼具整体性和复杂性特征的生态系统。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继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后又一次“划时代”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行动，其蕴含的唯物史观意蕴可以从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予以探究。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意识和历史主动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崇、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视、对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意识的激发,蕴含了鲜明的群众史观意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审视中国社会的思维方法方面实现了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从缺乏关联到有机系统的历史性变化，蕴含了唯物史观以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意蕴。深入探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唯物史观意蕴，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实践进程，这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与现实观照。